游宇明。
我多次去过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大院里有一座地势较高、单独成栋的房子叫思云馆，此建筑为曾国藩回乡时亲自修造。思云馆内的曾氏书房门口挂着一幅木刻的黑底绿字的对联，联云：“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心怀”。
对联是曾国藩晚年写的，后一句有点励志味道，谁都看得懂；前一句包孕的意思却未必人人能明白，至少是未必能完整理解。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按字面理解就是：我们做事必须有所敬畏，活得好好时要想到人生可能有万劫不复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它反映了满清政权下的汉官心态。
满族当时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却取得了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以少凌多，满清统治者对占全国人口比例90%以上的汉人自然有一种出自本能的不信任，清代对建立奇功的汉人“生不封王，死不封侯”，却常常将王侯的封号赐给取得同等功劳的满蒙人，足可看出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戒心。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曾国藩怎么可能不“战战兢兢”呢？
此种认识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绝不全面。事实上，曾国藩之所以写出这幅对联，更与他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老曾40来岁的时候，也曾是个愤怒中年，极想为国家做点事儿，却总是难以克制自己如潮汹涌的情绪。那时咸丰刚刚上台，摆出一副问计天下的姿势，曾国藩最初被咸丰忽悠得屁颠屁颠的，在一年多时间就曾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然而，曾国藩很快发现，咸丰的所谓“问计天下”不过是一种政治秀而已。
曾国藩上的这些奏疏，咸丰只是草草读一遍，就扔进了纸篓。后来曾国藩还了解到，其他大臣所上的改良政治的奏折有几百章，命运同样如此。老曾坐不住了，决定以过来人的身份将年轻的皇帝好好批评一顿。
曾国藩是如何批评皇帝的呢？据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一书介绍：老曾写了一篇《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奏折，直愣愣地指出皇帝三个缺点：
一是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将精力放在挑剔大臣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对小节计较得离谱，却对大节毫不在意，比如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军的人员就明显安排不当。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意见，却不当回事，偶尔有几个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扬倭仁，不一会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一会又批评他离经叛道。
曾国藩觉得皇上求言没有诚意，只是希望获得肯纳谏的虚名。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最初说要听取天下人的意见，现在却老是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皇帝是什么地位，曾国藩又是何等身份？读完这个奏折，咸丰跳了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好好“修理”这个湘蛮子一顿，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只是后来因为祁隽藻、季昌芝等大臣为曾国藩求情；加上广西太平军起，正是用人之际，咸丰也怕随便处罚大臣，引发“干部”的离心倾向，才收回处罚曾国藩的决定。
尽管直言批评皇帝最终没有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却将老曾吓得够呛。自此之后，曾国藩办事虽然依旧锐意进取，依旧重视事功，但在做事方法上却开始讲究圆通，尽最大的努力少得罪人尤其是皇帝、皇太后。他后来在仕途上官运亨通，由一个礼部的副部长成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六位汉族大学士之首，被时人称为“曾相”，固然主要是因为他打败了太平天国，实现了满清的所谓“中兴”，但也与他为人为官的“大彻大悟”有关。
曾国藩后来写“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不过是对自己的仕宦经验的一种总结。
皇权时代是家天下，除了金字塔尖的少数几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其他人都活得非常憋气，普通老百姓如此，贵为**的曾国藩也同样如此。从曾国藩的委曲求全，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合理也最不道德的制度，它无法让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为公共事务尽力，因而也很难使国家、民族避免衰落、破败。
读一副对联
读一副对联，学十点知识。有这么一副对联 读三苏 诵三曹 研三袁 探三玄，志求三乐温四史 展四库 惜四孟 度四美，心羡四君此联一气呵成，读来朗朗上口，而且妙在涵盖了文学 历史 古代汉语等方面的十个知识点。下面试简述之。三苏 指北宋文学家苏洵 亦称 老苏 与其子苏轼 亦称 大苏 苏辙 亦称 小苏 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