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教师这一社会角色的扮演，往往为其个体的私人气质所主导，所以无论在哪一种的文化制度下，这一社会角色都被赋予了超越角色本身的社会义务与文化权利，由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一跃成为道德的示范者与知识的诠释者及行为规范的最终裁定者。这使作为个体的教师在享受社会角色带来的额外荣耀时，逐渐迷失了自己。他们把自身划属为一个特色的共同体，以分享众多的价值、传统和目标而自豪。
为维持额外的尊崇与荣耀，他们虽然不断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更大的代价，依然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们逐渐绝望地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努力，也是无法满足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期待。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堪重负，但社会依然指斥他们扔掉了往日的尊严与荣耀。
角色越复杂，模糊性越大；因素越多，评价越模糊。教师这一社会角色何时开始承载纷繁复杂的社会期待，似乎难以找到一个明显的历史临界点。只是长期以来，教师作为一种建制，如此平稳地沿着一个规模和影响都不断上升的曲线演变，以至很难确定说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呈现如今的形式的。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一日千里，教师的社会角色殊无变化，结果角色反差越来越大。尽管自从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之日起，批评与非议之声就不绝入耳，从来没有消失的时候，不过像今天这样洪亮与刺耳以至各个阶层再也无法充耳不闻的现象也不多见。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教师这一建制不断突破原有的既定规范，把自身纳入更大的框架之中。整个社会在大踏步前进，这一建制似乎没有落伍的理由，殊不知这一建制正如可怜的一样，早已不堪重负。近年来，各个阶层对教师群体私人行为与公众期待之间的落差日益不满，他们抓住一些明显偏离社会期待的种种行为诸如对经济效益过分关注、奉献精神的日益萎缩等，大肆攻击教师社会角色的变质。
公众的要求与期待是无法忽视的，然而，如果以为他们的期待就是教师社会角色存在的理由，那就是一种误解。
在所有的文化制度下，公众的期待与要求都如同政治家的发言，展示的是良好的愿望与远大的宏图，与真实的目标无疑有着巨大的差距，哪怕是正式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或作为指导性意见存在的纲领。当然，公众的要求不能不引起重视，他们的批评也是要关注的严肃问题。但这些批评所控诉的现象，固然使教师气馁，却还不足以动摇教师社会角色的根本。
或者说，批评者自己也认为他们所指斥的诸如奉献精神的萎缩等情形是非正常的现象。也就是说，正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们是不正常或不名誉的，这反而是对教师社会角色的维护与颂扬，只不过这种维护与颂扬是否能为教师所承受，以至出现力竭而仆的现象则另当别论了。
教师的社会角色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呢？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它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不断强化以至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传统或部落的呢？与其他社会角色或社会建制不同的是，尽管它也拥有自己书面的规章制度或管理体系或评价标准，但每一个新成员进入建制之时，他们蓦然发现显现的规则固然重要，潜在的规则更不可忽视。
在学习专业技能之外，他们必须接受许多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规范的制约。这些潜在的规则并非是书面明示，也不会以特定的处罚来强制执行，不过，新成员却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它们通常是作为一种正在延续的传统演化为道德准则来显现，以典范的形式来传达，最终作为一种精神气质被纳入教师的个体良心，从而形成了教师角色所特有的职业态度。
但社会的急剧变革、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传播方式的转换等诸多因素，迫使教师这一群体不得不正视他们承担的角色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他们越来越痛苦地感受到教师社会角色的超然地位无法压制内心深处的幽微渴望。约定俗成的潜在规则只能用以维护或坚定理想，对现实处境的改观没有丝毫帮助，它的作用仅仅在于压制内心深处的冲动，而当外来的冲击与挑战越来越频繁时，它的力量也就越来越脆弱。
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制度，社会角色的职业道德都包含着显现的规范与潜在的规则，在潜在规则的遵循不再是一种诱人的选择时，把普遍规范作为一种挡箭牌似乎也不应该遭到太多的非议。毕竟潜在规则之所以无法以显现的形式强制执行，就在于这些规则超越了现实可能性而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状态而存在。
二 教学行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由于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师角色的扮演往往借助于非知识因素。许多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常常把他们视为真理的知识，同真理的寻觅途径纠缠在一起。
西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放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却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两者似二而实一，教师通常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爱老师就犹如爱真理。
又因为真理是若隐若现的，可望不可即，而老师近在眉睫，触手可及，“爱吾师”不失为一条“爱真理”的捷径。
自从韩愈以来，教师这一社会角色就被赋予了超然的社会地位，逐渐成为不可置疑的学术权威与道德楷模，在众口一词的颂扬中日益神圣化，不断褪去它的世俗面目与生活气息，隐身在耀眼的光芒之中。随着道统的势力牢不可破，师道尊严也越来越容不得半点挑衅，尊师与重道就这样互相扶持，在“道”的地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同时，“师”也相应成为“道”的化身，走向神坛，任何置疑在“道”威吓下都会烟消云散。
道统谱系业已成为历史陈迹，“道统”的威吓力丧失殆尽，这至今让我们欢欣忭舞，以为是真理苏醒萌动之兆。但随之而来的师道尊严剥落，却让许多为师者情绪低落。事实上，当初韩愈的界定就极其武断，在其时就备受讪笑，故而柳宗元虽行教师之实而不敢取教师之名，好为人师向来并非善意的褒奖。
反思韩愈对师道的界定，我们恍然发现，其间还隐藏着另一个事实，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师道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从来如此，故而也非静止不变。